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臣闻备道全美者，上圣之成能，有德必名者，盛帝之高致。道造乎妙，德臻乎隆，极天地之际蟠，同日月之常久。崇深闳奥，莫探其原；广大精微，靡殚其蕴。然而史釐皇王之叙，典垂勋华之称者，讵非美以事昭、名以象示欤？然则奋景炎，摛鸿铄，振芳烈，彰缉熙，黼藻形容，铺张扬厉，写之琬琰而有补，被之金石而无穷。兹揭谥尊名，表功勒号所繇作也。况乎缵尧之绪，广文之声，父子一时，基业万世。思所以宣华阐秘，腾茂扬翘，使光明显休，沕潏曼羡，弥测而弥远，益传而益新，蕤于简编，炳然润色。属我皇上敷贲大猷，苞举至公，率吁众志，言飏而天人合，谋饬而上下孚。皇乎休哉！神圣之显符，古今之懿范也。恭惟孝宗皇帝钦明而文思，浚哲而温恭，刚健充于日新，智勇全乎天锡，识照范围而不以察，行该伦制而不自矜。巍巍乎，荡荡乎，固已配五帝、冠三王，开辟以来，未之闻也。粤稽艺祖，肇造皇家，传位于昆，弗私其子。仁流义衍，庆发祥钟，启佑后人，诒孙燕翼。挺生睿质，与祖同符。洪惟高宗，灼见天命，中奋宸断，丕建帝储，蚤袒庆基，光系大统。天地社稷，罔不怿宁，华夏山川，罔不依戴。炎图赫奕，宝系延洪。而归尊慈闱，业业致孝；厉精治道，兢兢靡遑。功业所就之言轶乎汉祖，付托得人之善迈乎唐宗，钜宋之休，其盛矣乎！伊昔书契，断自典谟，德始乎明，孝崇乎大者，特虞舜耳。维祖御极，奉亲尽道，继志而述事，遵制而扬功，视舜益隆焉。畏天有训，敬天有图，水旱攸闻，忧惧儆戒，而乾坤清谧，躔象澄辉，阴阳序调，年谷丰美，非察天之宝欤？承颜顺志，侍膳问安，宝册荐登，庆觞屡举，而勇于退处，永言孝思，典章礼仪，冠绝隆古，非事亲之笃欤？磨厉人才，亲加临遣，历治中外，蒐举事庸，而郎陟郡劳，台登县迹，武优转级，职待有勋，非亮功之命欤？深诏使轺，申饬守令，损租减税，发廪贷民，而表廉律赃，去苛禁暴，户增地辟，迩悦远来，非厚生之效欤？遹观天谋，深念邦本，其明谟远略，英度忱机，锐于有为，勤于自治，皇威之所震叠，圣虑之所图回，笼络群材，鞭策斯世，如恐不及者。悼三川之遐阻，痛中原之膻腥，雾扫飙凊，犁庭捣亢，帝意固有在矣。丑虏畏恒，使介顺恭，平国书之仪，杀岁币之目。功烈盛大，祚祐巩安。于戏伟哉！圣既济于高明，学既典于终始，而谦虚退托，益广访询，黾勉勤劳，复详论绎，非训典不道，惟艺略是亲。辟御延和，而日近臣邻；宿直玉堂，而夜咨儒雅。校文辑史，考传诂经。每躬断之至繁，亦研覃而不懈。故述作之制，则制赞以美孝德之盛，作赋以阐造化之工，歌诗以发恢规之雄，述论以饬用人之道。旨义浑噩，表里六经。笔法之妙，则明堂以严宗祀之恭，经阁以崇奎章之奉，赐书以懋进土之训，诗篇以侈臣工之荣。钩珥照回，超冠八法，皇灵恢于渐被，人文著乎化成。至若御馆弗亲，声色弗御，听朝日昃，览书宵分，其勤至矣。服有浣濯，饰无金翠，庭绝横赐，府流羡缗，其俭彰矣。旌别文武，洞料事几，权舆兵谋，周知险阨，其明远矣。任用台谏，奖厉忠规，遏斥伪浮，屏绝私党，其断精矣。若乃临策贡士，命举贤良，东观阅书，西雍讲礼，足以宣其文；甄拔将校，砥练师屯，细柳按军，射殿阅士，足以鬯其武；圜丘展禋，合宫配祀，太室献祼，原庙荐新，足以广其诚；祗承文母，日事东朝，亲奉旨甘，躬致定省，足以殚其爱。至于笃亲睦族，尚仁也；念旧重老，尚义也；韨礼协乐，尚仪也；蒐文崇艺，尚教也。临御滋久，听治益精，人间区分，事皆随决。精神所运，群臣莫望于清光；念虑所关，至计迫存于恢复。是以任用之际，每期于事功；训饬之严，必经于边备。政归综核，下亡具文，跻世于晏雍，措国于康乂。二十八年之间，规摹之登闳，枢机之周密，纪纲制度肃其叙，声明文物昭其华，足以增光祖宗，垂业亿嗣。及乎治既成矣，效既丰矣，终坚奉亲之志，立决与子之图。颐燕大安，虞侍长乐；亲举神器，授之重明。天锡昌祺，神效康祉，尊荣曼寿，福禄燕宁。方当玩志希夷，游心冲漠，侍瑶池之乐，赋静斋之安，而乘云莫留，终天罔及。赖威灵之如在，暨仁泽之方深，侈于继承，自我烈祖。倚欤赫哉！勋德渊茂，不能尽宣，后有作者，弗可及已。夫系唐缵尧，本交百世，是绍统也；下武继文，父作子述，是同道也；以舜袒禹，始终至孝，是冠德也；武宣信威，天声燀赫，是昭功也。光被四表，照临百官，明之谓也；道育万物，聪冠群伦，圣之谓也。合「哲文神武成孝」之号，蠡洲大美，绘饰景光，参稽舆谋，揆勺宪典，质之天地，荐之庙宫，垂之千万祀，用章孝庙之休烈洪业，与宋无极。请上徽号曰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。

敕刘混康：所上表并录奏，具悉。仍知所拜章词，消辰已达，得闻筌秘，嘉叹良深！倘非卿迪中观妙，契道育真，志念苍黔，诚通渊默者，孰能臻此？欣沃可知。涉此夏秋，益崇庆善。朕万机之暇，每览道枢，倾想话言，何啻饥渴。发春匪邈，期必西来，当体至怀，毋执谦避。秋高气肃，卿比平安好？遣书指不多及。

船故未至，今晚期当于此下物令毕，愿速敕谢赐出船舰。尼已入台，愿与之明日决也。臣犹谓车驾应出此，不尔，无以镇物情（《宋书·二凶传》，劭将败，浚劝劭入海，辇珍宝缯帛下船，与劭书云云，尼即严道育也。）。

陇首云阔，河湟路穷。青冢镇野，黑山驾空。爰有丑虏，聚乎其中。言语衣服，不与华同。食血茹毛，宁识八珍之味；荷旃披毳，安知五服之仪？不缉丝麻，以羽皮而禦寒冻；不修刈穫，以射猎而为耕耘。春无拆花，夏有飞雪。沙平万里，冰固千寻。征鸿叫云，战马嘶月。其地不可以耕而食，其民不可以畜而臣。由是古之王者，外而不内，疏而不亲，不与约誓，不就攻伐。何者？约则贪赂而见欺，攻则劳师而招寇，故朝朔不加其国，政教不及其人。来则抚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信所谓天限南北而绝内外者矣。茍非圣人生，至道著，又安肯伏膺稽颡而自至于天阙邪？请陈往古之得失，表我朝之昌盛，不亦可乎？在昔周宣之世也，猃狁侵削，动乎封疆，乃命将以安边，俾出师而尅敌。虽兵如貔虎，不尽剿除；而虏若蚊虻，止在驱逐。观衅以动，画境而还。虐我则雠，方用徂征之义；胜之不武，故无乐战之心。所谓周得中策者矣。汉武之代也，匈奴暴强，犯我边鄙。于是选良将，出锐兵，劳苦干戈，深入沙漠。戍师叹老，流矢告穷。虽多尅获之功，亦有耻辱之事。及乎李卿降北，永为败绩之人；明妃去时，终有和亲之议。所谓汉得下策者矣。始皇之世也，胡虏侵凌，乱于邦国，遂命致远戎，筑长城。万里亘天，千雉截汉，雷杵轰野，云锸蔽空。掘泉则战血迸流，垒土则枯骸共积。人力告匮，邦基已倾。鹿走中原，见汉朝之将霸；蛇横大泽，知嬴氏之须亡。所谓秦无策者矣。新莽之徒，固不足徵。得上策者，在我圣朝乎？主上神武膺命，至道育物。谓国之难治，设礼乐刑罚以正之；谓民之难制，布道德仁义以化之。国以之而泰，民以之而苏。然后治戈矛，议征伐，取庸蜀，下湘潭，平交广，归吴越，师如时雨，人解倒悬。仗至仁而伐不仁，八纮盂覆；去无道而就有道，兆民子来。遂使朔易之方，戎狄之众，有见机之义，生向化之心，行事大之仪，陈任土之贡。离越沙漠，舞蹈藁街。远逐鸿宾，豁唐虞之日月；至同蚁慕，观华夏之车书。主上思欲来远人，安小国，接之以礼，示之以德。使观乎明堂辟雍，重檐复庙，则穹庐毳幕之人识制度矣；使对乎冕旒之贵，华衮之荣，则被发裸壤之徒见服章矣；使食乎大牢之味，秬鬯之酒，则膻肉酪浆之众登享宴矣；使听乎钧天之乐，治世之音，则胡笳羌笛之方闻《韶濩》矣。而后歌咏皇风，沐浴天泽，如登春台，如跻寿域，游游熙熙，乐不知斁。夫如是，则周宣、汉武乃我朝之秕糠也。臣旅寓帝里，荣观国光，睹左袂之徒咸归德化，歌垂衣之主难寝颂声。虽未刊它山，纪国休而不尽；聊抽鄙思，咏王化之无疆。亦所以褒赞成功，游扬德业。舞抃之外，谨献颂曰：

天辅有德，民怀有仁。上玄眷命，为天下君。暴乱反正，浇薄归淳。拔奇夷难，迈德振民。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。涵之若海，泽之如春。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始修文德，人之未臻。终讲武功，以讨弗宾。乃下庸蜀，来其远人。复取湘潭，问诸水滨。次定交广，朝于紫宸。终平吴越，绝乎妖尘。伊彼匈奴，见机而作。思拜休明，远出沙漠。紫殿欢呼，藁街抃跃。脱毳委毡，劳以王爵。弃笛捐笳，听乎《韶》乐。结恋阙廷，永忘部落。自服唐虞，宁须卫霍。宾礼遐陬，迩安远柔。盖归道德，靡惧戈矛。陇水休咽，边云罢愁。战征思弭，封禅将修。可纪岱岳，宜登介丘。鲰儒献颂，永孚千秋。

正月二十四日，延庆院住持、传天台教观比丘知礼，谨修书复于天童景德堂头禅师侍者：今月十八日，僧使赍到长书一缄，文理相高，经实俱赡，舒卷忘倦，珍荷弥多。但以夙事忏摩，全疏文学，将谋投报，预抱忸怩。然阅华词，备谙雅旨。盖以知礼早岁为解本宗十不二门，辄述《指要钞》。编文纪事，聊资学众之寻研；义浅词荒，敢冀宗师之观览？其中所引达磨门下三人得法浅深不同，尼总持云「断烦恼，證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皮」；道育云「迷即烦恼，悟即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肉」；慧可云「本无烦恼，元是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髓」。来书云此语不契《祖堂》及《传灯录》，谓是道听途说，采乎鄙俚之谈，而不知此出《圭峰后集》。裴相国休问禅法宗徒源流浅深，密禅师因为答释，广叙诸宗直出傍传，源同派别，首云「达磨直出慧可，傍传道育及尼总持」。乃示三人见解亲疏，故有斯语。此之《后集》印本见存，南北相传，流行不绝。曾逢点授，因是得闻。而况有唐圭峰禅师，帝王问道，相国亲承，和会诸宗，集成禅藏，制《禅源诠都序》两卷及兹《后集》，为世所贵，何为鄙俚之谈，岂是道听途说。此乃禅门自生矛盾，固非讲士敢此讥呵。只如《祖堂》，亦是人师集录，谁是谁非，言何容易。夫法本无说，说必被机，机发在缘，缘有宾主。故诸圣人抑彼扬此，是一非诸。补处逸多，尚受折于维摩诘；上首尸利，甘负屈于庵提遮。岂补处纳言，上首暗理？盖知缘不在己，是以功让于他。以至正像法中，华竺宗主空有更破，性相互非。业禅者屡斥寻文，传教者或讥暗證。皆为进于初学，欲使深于本宗。《智论》立悉檀被机禅经用四随益物，设化之法，大体合然。但以假名，引令入实，不得其意，宁免生疑。来书又云：「今或有师云达磨之道但接下根，未通上智」，又云「悟即心之理，昧心外之法」。未审此语何文所载，何处亲闻？无求闾巷之音，而构诬罔之说，道听途说，事有所归矣。且夫信行法行，各有利根钝根；唯色唯心，岂分内法外法？刹那九世，一念三千，理事俱融，频彰指要。既蒙顾视，合察源流。愿存为法之心，广阐利人之道，俾信法根性，从说默开明。无使达磨子孙，独能破立；智者宗裔，全废抑扬。则彼众当机，有趣真之路；令此宗来学，绝入理之门。禅师悟彻一心，辩超千古，为佛祖之了使，作人天之导师。希开博济之怀，勿任偏情之执。讲忏之隙，仓卒奉酬，幸无以朴野而见诮焉。不宣。延庆院住持、传天台教观比丘知礼拜手上复。

二月初七日，延庆院住持、传天台教观比丘知礼，再裁书于天童堂上大禅师丈室：比者累接真缄，颇彰深意。前书谓，《指要》所引三人得法全不据文，乃是道听途说，采乎鄙俚之谈。盖由不晓斯文出自《圭峰后集》，只齐曾见，非彼所闻，故以长书，责无实證。今知所出，合耻鲜闻，如何却斥圭峰，弃乎援据？噫！过而不改，斯成过也。且如《指要》所引，非无所以。盖智者立《法华》绝待十妙、止观圆顿十乘，以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二句之文而为网格，诚非二法相合名即，故不可以断證明之；亦非一法翻转名即，故不可以迷悟示之。烦恼非定本无，菩提非定本有，故用「烦恼即菩提」等绝其言诠，寂其思虑，俾妙解圆明，妙行密契，妙理顿显故也。柰以天台宗教陵迟之际，《圭峰后集》流衍来吴，禅讲之徒多所宗尚，咸云达磨印于二祖，本无烦恼，元是菩提，方为得髓，智者所说，既同道育之解，乃成得肉之言。鄙僧忝嗣台宗，得无伤痛？况闻点授，粗见否臧，遂于《指要》文中，对扬厥旨。何任唇吻之便，而浪有所讥？且夫分宗受法，传教接人，人据圭峰难于本教，岂不依教而返破之？斯皆扶树本宗，勉励初学，證悟之际，彼此岂存。前所谓设化之法，大体合然。悉檀被机，四随益物，不得其意，信有狐疑。洎观捐身断臂之心，如负芒刺之语，后五百岁能几人乎？省己扶宗，既能如此，于他护法，岂得周遮。幸冀禅师博览本宗，善扬祖道，无得阻他释难，便成立我化功。蒙索报音，讵可缄默。不宣。延庆院住持、传天台教观比丘知礼稽首再白。

右，伏以佛垂遍智，道育群情，凡欲拯于倾危，必豫形于景贶。某，白衣干禄，叨冢宰之重权；丹陛宣恩，忝先皇之优渥。补仲山之衮，虽曲尽于寸心；和傅说之羹，实难调于众口。尝于安寝，忽梦清容。妙训泠泠，俾尘心而早悟；真仪隐隐，恨凡目以何知？盖以智未周身，事乖远虑，既祸临而不测，诚灾及以非常。出向西京，感圣恩而宽宥；窜于南裔，当国宪以甘心。咎实自贻，孽非他作。念一家而散地，思万里以何归？既为负国之臣，永废经邦之术。程游湘土，道假堙山，正当烦恼之身，忽接清閒之众，方知富贵，难保始终。直饶鼎食之荣，岂若盂羹之美？持形归命，恭发精诚，捐施白金，充羞净供。仰苾刍之高德，报懒瓒之深慈，冀保此行，乞无他患。惟愿天回南眷，泽赐下临。免致边夷，白日便同于鬼趣；赐归中夏，黄泉亦感于君恩。虔罄丹诚，永繄法力，卑情不任激切之至。

正月十八日，天童山景德禅寺住持、传法苾刍子凝，谨熏沐裁书于延庆堂上教主法智大师侍者：子凝尝闻智者千虑，或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或有一得。斯往哲之格言，非潜夫之臆说也。子凝素昧达人之旨，辄陈愚者之言，愿渎听聪，少陈狂狷。近因暇日，恭览《十不二门指要钞》。义峰孤耸，非郤克之足能跻；教海汪洋，岂师旷之耳能尽者也。珍重珍重！中所援引达磨门下三人得法而有浅深，尼总持云「断烦恼，證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皮」；道育云「迷即烦恼，悟即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肉」；慧可云「本无烦恼，元是菩提」，师云「得吾髓」。但为传闻，故无实證，未知斯语，得自何人。大凡开物指迷，必须据文显解，岂可以道听涂说，将为正解？《礼》云：「记忆之言，不足以为人师」。此亦虑无稽之言，以为正说者也。宁可指鹿为马，事类赵高；使民战栗，宛同宰我？今据《祖堂》及《传灯录》，只云二祖礼三拜，依本位而立，未委彼宗，复何为解。今或有师云「达磨之道，但接下根，未通上智」。又云「悟即心之理，昧心外之法」。斯皆以管窥天，将螺酌海者也。今试辨之。原夫病在膏肓者，失之于针砭；滞名相者，封之于言句。岂教不能明心，而药弗能瘳疾耶？良由积疗增疴，夥言惑性。是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亦方便之一揆耳。或者犹云：但指即心，未入佛慧，如《般若》说「九类皆住无为涅槃」，《华严》云「一念普观无量劫」。未知此说，与祖师之道同耶，异耶？噫！小智自私，贱彼贵我；达人大观，无可不可。古贤之言，信而有徵矣。然则田巴毁三皇，罪五帝，随而和之者千人。盖海上有逐臭之夫，讵田巴之道能胜于三皇五帝之道者也？教主大师久积净行，恢张教网，前无古人，后不可继。自当依经解义，续智者之真风；何必采鄙俚之言，玷启迪之旨乎？愿削传闻，自扶本教，无使滞名相者而取效焉，幸甚。不宣。天童山景德禅寺住持、传法苾刍子凝顿首上白。

二月十四日，天童山景德禅寺住持、传法比丘子凝谨重致书于延庆堂上教主法智大师座下：子凝窃闻屠保之内，必有异人；讲忏之中，岂无通识？何劳往复，再叙端倪？而大师《指要》，雕文刻义，只曰相传达磨门下三人得法而有浅深，愚既议之，岂可便责圭峰，以求情实？所谓道听途说，可曰相传，果有后书，指为曲据。妄生穿凿，合晓否臧。或达磨授二祖有本无之说，道育、尼总持有「断烦恼」之称，则圭峰言之，而大师议之，斯亦可矣。既元无此说，拟剥何人，岂可逐浪随流，扬声遏响？前云设化之道大体合，然斯未可也。大凡援引古今，存乎婉当。彼宗固执，可示斥呵，方谓抑扬，昭乎义理。茍弘教者引佛经不当，亦须削之。如是则称作人师，堪为教主，后生宗范，千古不逾。所谓学而不思，传而不习，斯之为耻，何耻鲜闻。来书又云：「天台宗教陵迟之际，《圭峰集》流衍来吴，人据圭峰难于台教，岂不依教而返破之」？斯皆扶树本宗、勉励初学耳。尝试论之。原夫圣人立教示迷，情同刍狗，智类冰壶，神遇之怀，道无不在。岂同鄙俚，有滥道途？常患学佛从师，未能忘筌离相。余与大师言议者，盖存大师永永之道也。假使信任圭峰为是，须知回顾。祖堂无言，未坠本宗，尚犹焚躯炼指，岂同外道非理赴火，投崖革故，是宜鼎新无爽。所依《止观》十乘，《法华》十妙，菩提烦恼，信本无差。纲格之言，岂容繁剖？所谓过而不改，斯有归矣。不宣。天童山景德禅寺住持、传法比丘子凝稽首上白。

元嘉二十四年，衡阳文王义季卒。自彭城王义康之贬，义季纵酒，至成疾而终。

万里曰：文帝即位之初，以傅亮、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，弑之而立文帝。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，当此之时，厚兄弟而薄天下，何其盛也。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，卒置之于死地，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，又何衰也。大抵情之矫者必复，爱之过者必反。兄弟之亲，厚之以恩可也，厚之以权不可也。文帝以权而厚义康，厚之者，杀之也。文帝之矫于此复矣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主遗帝书曰：「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，既得之，疾其勇切，已不能容。有臣如此尚杀之，乌得与我校耶？彼公时旧臣，虽老犹有智策，如今已杀尽，岂非天资我耶」？

万里曰：太武之书，非礼书也，嫚书也。文帝即位以来，杀傅亮，杀徐羡之，杀谢晦，杀檀道济，杀裴方明。道济之死，举帻而投诸地，目光如炬，曰：「乃坏汝万里长城」！魏人闻之，曰：「道济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」。文帝之举措如此，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。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，在民不可以有虐政，不可以杀无辜，不可以害忠良。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，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，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。古之人主有为之者，商纣、隋炀帝是也。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，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：「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，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，以残害于尔万姓，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，斮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，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」。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。隋炀帝性疾人谏，曰：「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」。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，曰：「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」。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。文帝，南朝之贤主也，任己无失德；在民无虐政。元嘉之政，比隆文、景。然杀无辜，害忠良之罪，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。使其在己有失德，在民有虐政，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？此可为文帝贺，亦可为文帝惜。有天下者，可不惧哉！

太子竦然曰：「极是，极是」。

崔浩撰《魏国记》，书魏之先世事，皆详实，刊石列于衢路。北人见者谮之，以为暴扬国恶，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。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并夷其族。

万里曰：治古无族法。罚弗及嗣，舜之法也。恶恶止其身，仲尼《春秋》之法也。罪人以族，自纣始，至武王而除之。夷三族，自秦始，至汉高帝而除之。元魏之法，非中国之法也，夷狄之法也。崔浩以直笔而获罪，高允争之，以为罪不至死，太武诛之，亦已甚矣。且夫一人抵罪，妻子未必与知也，族人何与知焉？族人不与知也，亲戚何与知焉？既诛浩，复尽诛崔氏，又甚矣。复诛卢氏、郭氏、柳氏，愈甚矣。大抵法之太峻，非人主之福也。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，下有不自安之心，人主欲求自安，不可得也。故纣及身而灭，秦二世而亡，太武及身而弑。万里闻之苏轼曰：「生民以来，未有祖宗之仁厚」。盖历代之虐刑，至太祖而尽除；本朝之仁恩，至仁宗而愈深。其待臣下，大抵恩胜威，礼胜法，有佚罚而无滥刑。祖宗相传以为家法，未尝有大诛杀也，而况于族乎？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，亦顾家法而不敢违。故误国如蔡京，诛止其身，而不及其子，绦不过流岭表而已。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。国祚久长，实基于此，此自古所不及也。

太子曰：「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」。

上欲伐魏，王玄谟劝之。

万里曰：两国并立，能相持而不能相亡，必皆有得天时者。当此之时，非有天下之大机，彼国之大衅，其法不可以为兵先，不可以为动始。违之者败，宋文帝、魏太武之时是也。宋无衅，魏伐之，故败在魏。魏无衅，宋伐之，故败在宋。且是役也，刘康祖以为不可，沈庆之以为不可，太子劭、萧思话以为不可，而玄谟首倡兵端。帝谓观玄谟所陈，令人有封狼居胥意，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，贪而虐下，是何足付哉！一败之馀，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焉。昔臧宫、马武请伐匈奴，而光武答之曰：「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民」。文帝其亦知此也乎？

王玄谟围滑台，魏主引兵救之。渡河，众号百万，鞞鼓之声震动天地。玄谟惧，退走，魏人追之，死者万馀人，麾下散亡略尽。

万里曰：古之战者，必有其具。所谓具者，非兵甲之谓也。尧舜之具以道德，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。汤武之具以仁义，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。秦汉之具以赏罚，如白起赐死、王恢弃市是也。王玄谟首劝北伐，身为大将，一旦遇敌，未战而先奔，是在军法，顾文帝不察耳。诛玄谟以谢天下，是军法也。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，帝则杀之。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，帝则杀之。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，帝之赏罚为有法乎？尧舜之道德，汤武之仁义，非帝所及也。秦汉之赏罚，帝亦无之。以此而战，杜牧所谓浪战者欤？如是而欲取人之国，不为人取，国之幸矣。

魏太子晃监国，颇信任左右，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，太子恶之。仇尼道盛、任平城有宠于太子，皆与爱不协，爱告其罪。魏主怒，斩道盛等，太子以忧卒。帝徐知太子无罪，甚悔之，追悼不已。宗爱惧诛，弑帝，杀秦王翰，立南安王余。宗爱专恣，余患之，谋夺其权。爱怒，弑余。源贺、陆丽立皇孙浚，杀宗爱。

万里曰：自古亡国弑君，未有不自亲信小人。故仇尼道盛、任平城之宠盛，而太子晃以忧死；宗爱之言行，而魏太武以弑殂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，而疾视君侧之小人；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，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。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，但不可亲信之耳。小人者，士大夫中亦有之，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。所谓小人，初无定人，亦无定貌。以柔佞为正，是为小人。以谗谮为忠，是为小人。遇宠则争，遇利则夺，是为小人。小人之亡国败家，其情状虽千变万化，而大略不出于此。魏太武南侵宋，灭夏，灭南、北燕，灭柔然，威震天下，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。既亲宗爱，又信其言，既信之又悔之，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，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。始亲其人者，过也。听其言以丧其子，又过也。悔听其言，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，又过也。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。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，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，岂特太子晃而已？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，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，岂特魏太武而已？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，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，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！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，何由而可？一曰正心，二曰讲学，三曰近君子，庶几可以免乎？

初，潘淑妃生始兴王浚。元皇后性妒，以淑妃有宠于上，恚恨而殂。淑妃专总内政，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。浚惧为将来之祸，乃曲意事劭，劭更与之善。劭、浚并多过失，数为上所诘责，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，琢玉为上形像埋之。陈庆国以其事白上，上大惊，命有司穷治其事。道育变服为尼，匿于东宫。上怒甚，欲废劭，以告潘淑妃。淑妃告浚，浚驰报劭。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。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，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。及斋閤，拔刃径上合殿。帝见超之入，举几捍之，五指皆落，遂弑帝。

万里曰：元凶劭之恶，灭天理，斁人伦，其恶极矣，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。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、张超之等小人在侧，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。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，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。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，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。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，又不戒群小之薰染，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，不禁巫祝之妖妄，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，其原甚微，其祸甚酷。故《易》曰：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」。

三月乙未，武陵王骏举兵讨劭。四月戊辰，军于新亭，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，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。己巳，王即皇帝位。

万里曰：《春秋》之法重五始，其一谓始即位者，人君之始也，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。盖人君即位之初，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，以企望吾君之圣治。始乎修德，犹或终之以失德；始乎纳谏，犹或终之以拒谏；始乎遵祖宗之法，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。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，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，非不始之以勤俭也。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，几至亡国，而况始之以荒淫乎？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，报君父之雠，亦可称矣。然即位才几日，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。义宣之诸女，帝之从姊妹也。齐诗谓之鸟兽之行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！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，告之以行丧礼，告之以俭宫壸，告之以辨毁誉，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，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，又未几而杀之，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！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、景，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。帝首变文帝之制，以六周为三周，以久任为数易，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！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，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。臧质侮之而叛，义宣恨之而叛，外则结怨于民，内则短折其寿。其身幸以令终，而其子竟遭废弑，一己失德，两世受祸，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。人君即位之初，可不戒哉，可不惧哉！虽然，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，而在于未即位之先。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，养成其德，平居为贤王，然后一旦为明主。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，是文帝亦有过耳。

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先赐其母李贵人死。

万里曰：伤哉，李贵人也。生子而为太子，幸也，何伤之有焉？虽然，立其子，杀其母，何幸之有焉？立其子，杀其母，逆天理，悖人伦，莫甚于此。二帝三王未是有也，自汉武帝始也。杀钩弋而立昭帝，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，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。后魏，夷狄也。武帝故事，后魏未必知也，特其残忍无亲，猜防太过，以为君亡而母存，则皆为嗣君子祸也。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，数世也。有所必杀，必有所不及杀，非卢之遗也，天之数也。至于胡后不及杀，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，谓无天也，可乎哉！

周郎言事切直，上杀之。

万里曰：古者兴王赏谏臣，逸王罚之。汉高帝问周昌曰「朕何如主」，昌曰「陛下桀纣之主」，而高帝不以为忤。晋武帝问刘毅曰「朕可方汉何主」，毅曰「陛下桓、灵之主」，而武帝不以为罪。唐高祖即位之初，孙伏伽谏数事，皆人所难言者，高祖赏之。此三君所以兴。桀杀龙逢而亡，纣杀比干而亡，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，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，此杀谏臣之祸也。先儒曰：亡国之君其罪多矣，而罪莫大于杀谏臣。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，其罪大矣。内有文帝结民之德，外无敌国问罪之辞，其不亡者幸耳。虽然，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，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。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逊，此君子语默之节也。观其臣危言而不讳，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；观其臣言逊以避祸，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。此人君得失之占也。周郎事昏淫之君，立无道之国，而危言以杀身。孝武怒正直之言，杀忠谏之士，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，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。

每上燕集，在坐者皆令沉醉，嘲谑无度。

万里曰：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，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。不通则隔，不严则亵。秦之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，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，绕柱而走，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。赵高说二世，谓人主当深居，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，至于望夷宫之弑逆，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。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。宋闵公靳宋万，为宋万所弑；陈灵公戏夏徵舒，为徵舒所弑。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。君臣燕集，古人有之。如《诗》之燕群臣，燕嘉宾，燕朋友故旧，岂可废哉！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。孝武与群臣燕集，未为过也。至于使之沉醉嘲谑，则过矣。君而嘲谑其臣，则君不君；臣而嘲谑其君，则臣不臣。天下之纲有三，天下之常有五，而莫重于君臣。至于君臣嘲谑，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，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。

维治平四年岁次丁未，正月一日庚戌，摄太尉具官臣韩某，与内外文武百寮、诸军将校、藩卫牧伯、郡县长吏、藩夷酋长、缁黄耆艾等，再拜稽首上言：臣等闻天道育万物而不责其报，然飞走之微，必时而有荐者，以知其本也；君德被万宇而不有其名，然臣辟之众，必崇而有号者，以献其诚也。故报虽不责，荐而知其本者，天必享；名虽不有，号而献其诚者，君不违。是以上下之情通，而古今不能以易也。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，得尧之仁；不闻而式，绍文之圣。总百行而无不备，探六艺而无不达。粤在宗邸，德充而晦，令闻莫遏，四海系心。譬夫大明将升，光气前发，万目瞻望，不可韬戢。及乎膺受圣托，纂隆皇绪，信默二祀，动谨先法，奉养长乐，孝惟克谐。内严宫闱，而细大必修；外整纪纲，而颓坠皆举。揽威柄以归己，斡神化而独运。下暨鳏寡，悉安其生，至于昆蚑，莫不被泽。其九族之睦也，俾先乎知道；其百揆之叙也，本精乎任人。若夫延见迩臣，咨访不倦，有虞之好问也；抑损浮费，用度日约，大禹之克俭也。缉熙光明而德行以显，周成之保邦也；综核名实而赏罚必信，汉宣之图治也。并会众美，嗣兴太平，故自舟车所通，日月所照，皆奉顺声教，无敢弗虔。固足以恢四圣之闳休，极百王之盛节者矣。乃者肇禋吉土，始见清庙，祭而受福，庆将逮下。下之报上，安可无述？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，叩阍屡渎，请上丕称，以形容于万一。而陛下持《易》之谦，执道之契，德贯二仪而不自满，功偕八世而无所矜。冲然弗居，可诏不下。自是舆情郁悒，更相责诮，以为睿圣之烈，赫赫如此，而不能发扬而增大之，是不若飞走知本之著也。今三朝之吉，万玉来会，重译有贡，八音在廷。臣等幸于此时，冀毕前恳，封奏五上，莫匪倾竭。陛下犹敦谕数四，不得已而俞之。夫道济群生而不言所利，体乾也；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，膺历也；化成天下而辉光日新，文也；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试，武也；日用而百姓不知，圣也；亲宁而万国以欢，孝也。臣等不胜大愿，谨奉玉册、玉宝，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圣孝皇帝。伏惟陛下无前之迹，本忘其名；徇众之欲，勉而是承。斯亦踵祖宗之旧，而慰乎夷夏之情。惟持其盈以守其成，寿考万年以享其荣。臣某等诚欢诚忭、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臣补之昧死言：臣闻杜牧曰：「国家大事，牧不当言，实言之有罪」，则自以其书为《罪言》。安南之举，贱臣轻言之，亦罪也。夫仁怀义率、智谋信结，而出之以勇，阗然而鼓，堂然而阵，身被坚执锐，奋臂大呼，以先三军，使三军之士进旅退旅，如驱群羊，如视婴儿，与之往，与之来，莫知所之。若是者，臣不能。布策挟龟，迎日计月，望云占风，观星候气，雷声雨沐，虹垂雾横，晕珥光怪，背建向破，从孤击虚，六穷三刑，生王囚死，以察害凶，以明利吉，使三军之士逆之以止、顺之以行，不厌不疑，至死无所灾。若是者，臣不能。画地聚米，相险度夷，左青右白，前鸟后龟，无当天牢，无处龙首，高陵知逆，背丘知向，林木之隰、葭蒋之陂，一迂一直、一亟一迟，使三军之士所由以入，所从以归，交挂圮绝，不失地宜。若是者，臣不能。驰一乘之车，掉三寸之舌，不甲不兵，以行贼营，晓以祸福，谕以利害，使贼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，可以无战而屈人之兵。若是者，臣不能。深沟高垒，清野以待，示以所害，欲战不可，三时务农，一时习武，百姓家给人足，鸡犬相闻，使贼不敢南下而猎于岭、东出而渔于海，彻关弃传，内外为一。若是者，臣不能。臣负不能之才五，且少孤，不幸堕在荆棘泥涂之中，荒楚幽秽，不得预闻下士之议，而私慕庶人所以传语者，是以不胜犬马心，愿效一言。虽然，凡所言者，亦非曰能之，特其理势之然否可道者也。自交趾犯顺，侵轶郡县，溪岭骚然，檄书日闻。陛下仁爱远民，若保赤子，忧勤宵旰，思所以禁止安集者。臣虽不备行列，有目有趾，莫非王臣，故忘其怯懦，以自试鈇钺之诛，谨参古验今，先论其所宜胜与所为未可取者，而次条愚计于后，以备执事者择焉。《传》曰：「不先时而起，不后时而缩」。又曰：「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应之，谓之应兵。兵应者胜」。陛下以父道育四国，四国所宜欢欣，咸以子来，而交趾不道，乃干大顺。陛下谋于心，谋于卿士，以逮庶民，设坛授钺，应而讨之。「兵应者胜」，此其理势必胜一也。兵起之初，五管莫备，贼至城下，市合不知，而邕州刺史苏缄，家世儒者，不识金革汗马之劳，卒遇天变，乃能奋不顾身，闭城乘垒，连斗宛转，以婴贼锋。兵败不屈，血染砧几，妻子女妇骈头为戮，将吏偕死者至数十人。远近耸动，争欲仗节前驱者。此其理势必胜二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精意武备，设监置官，以董军器。金铁皮革，筋簳胶漆，精良百选；刀槊矛枪，戟楯蔽橹，矢弩胄铠，鼓旗笳角，凡军之须，一切素具。北益黄河之水，以满隋渠；南尽豫章之木以为船。一船所载，当中国车数十量，舳舻相衔，以济南师。此其理势必胜三也。交趾之地，不过中国一大郡。叫呼跳梁，不足以越千里；疲弊空窭，不足以支数岁。陛下神武，天旋雷动，莫不蠢然，况此小寇！制之得术，捐五管一城，足以当贼有馀，何至哓哓以烦执事者？今析中国之众五一以伐之，如举岱山压鸟卵。此其理势必胜四也。陛下谋臣计士布列中外，适一事，命一将，皆试可乃遣。而比岁更武举之科，亲延于廷，诹以计策。天下小儿孺子，莫不踊跃愤悱，争试剑驰马，指画论议，以希功名。其作新振起，亦勇气百倍矣。交趾，徼外小国，其人腥臊杂处，非素知兵、能出奇合变也。乍聚乍散，非有常性，钞掠夺击，与边人争一旦之命。此如攫鸟逸兽，虽角牙爪觜，轻利足奋，而不知人能以机械罔罟获之。此其理势必胜五也。虽然，胜可万全，而有未可取者，此事之情，不可不察也。陛下方拓西疆，指图授算，以取熙河六城，如探怀中物，虏逃遁不敢窥境上。将狃近功，士饱新赏，带甲十万，乘胜南指，有轻交趾心。臣以谓姑无谓交趾小，蜂虿有毒，不可忽也。《传》曰：「鸟穷则啄，兽穷则搏，人穷则诈」。昔鲁人与邾人战，鲁卑邾，不设备而禦之，邾人败鲁。使我军不知察此，交趾示弱以坚我，我迫其穷，使奸谋得恃，此其理势或未可取一也。中国阴阳之中，土气和适，其生物如之，故极寒甚热，皆是伤病。百越之地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故性能暑。三月五月，春草黄茅，岚雾瘴氛，上炎下潦，飓风之所扇鼓，且土多毒虫、蚺蛇、沙虱，过而踣者犹十三四焉。今以举大军宿之其间，久而不召，彊者病，弱者死，奚暇争功利哉？此其理势或未可取二也。古者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故军无辎重则亡，无委积则亡，无粮食则亡。臣请以汉贾捐之所论羌军质之：暴师曾未一年，兵出不踰千里，费四十馀万，大司农钱尽，乃以少府钱续之。今交趾之远非特羌军也，且辍畿内禁卒，及调河北、京东戍兵五六万以伐之，倍道兼行，三月而后至。以臣计之，人日糒二升，则五万人之费，日千石也。行三月，日千石，舍未毕，阵未定，而十万石之粟去矣。使其淹回未有成绩，其为费可胜言哉？孙子曰：「智将务食于敌。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。萁秆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」。此计平地千里之法也。今以京师直交趾五倍而言之，则何啻二十钟、二十石而后可以当贼之一？矧其俗又非专以五谷为养也，木实草根、鱼鳖蚌蜃之为餔，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给，其人安坐而待我。若此，虽十年，不病阙食也。《传》曰：「粟不如者，勿与持久，持久非远行之利」。此其理势或未可取三也。平陆之军，习于车攻，闲于骑斗，蹈蹂厚土，大步疾走，左旋右折，出入往来，荡荡坦坦，不可障阨。而以之入于东南之幽，前则重山，后则复溪，左则大阜，右则深谷，积石丛筱，车以摧轮，马以败蹄，择土计地，若不容足。纵行则绝首尾，衡行则绝两翼，往不知所如，来不知所返。而贼生死其地，其人如猱狖，下上坂险，筋力百倍于华人，倏起忽止，适去已至，从之如搏影，不可得也。《传》曰：「不用乡导，不能得地利」。地利者，兵之助，故孟子所记，亦先地利，而后天时，而将士非素知，此其理势或未可取四也。畿内禁卒，固天下材之选，赏罚素信，约束素明，拳勇亦当百矣。然臣窃计之，设比营而择，或取左遗右，或取右遗左，参差不齐，聚为一军，则少非同巷，长非并舍，赉赐不偕受，调发不俱行，虽一之以旗鼓，昼战目不能以相识，夜战声不能以相知，则临事难济。而河北、京东之卒，又半杂新军，尪孱贫窭，不任田亩，徒博饮酒，计穷力尽之人，乃起而为兵，一旦遂驱之战，不惟不足胜戈甲为病，而其往也，皆有戚戚羁旅之怀。夫战，勇气也，气不盈，不可必胜。此其理势或未可取五也。凡此，较然易见。虽五尺童子能道之，而臣所以独不自已，区区为国私忧过计者，非以交趾果能为足拇病也，以谓远劳王师、战久不决，则事将不能无弊，不可不察也。夫交趾，实古扬州之南境，自三代盛时，列荒服之外，不及以政。秦并天下，略定扬粤，以谪戍守五岭，与越杂处。以至汉，而任嚣、尉陀亦数以其地叛。当是时，有闽越、东越、南越、东瓯、西瓯，谓之百越。交趾，百越之徼也。其国距洛阳南万一千里，人皆雕题文身、项髻徒跣，俗相习以鼻饮，父子男女同川而浴。今其地负海倚山，阻险僻迂，师行之道，可以为正、为奇、为伏者，非特一途而已也。盖汉初遣王恢、韩安国击越，亦一出豫章，一出会稽。时唐蒙亦使越，越人食蒙以蜀枸酱，蒙归，因又上书通夜郎，浮船牂柯，以出越人不意。其后，路博德为伏波将军，出桂阳，下湟水。按图，湟水盖出于连州。杨仆为楼船将军，出豫章，下潢浦。按图，潢浦盖出于广州。故归义、越侯二人为戈船，下濑将军，出零陵，下漓水。按图，漓水盖出于桂州。驰义侯发巴蜀罪人下牂柯，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。于是五将军咸会，越人或降或亡，南越平为九郡。至建武中，交趾女子侧、贰叛，马援将平之。援始自合浦，缘海而行，随山刊道，盖千馀里，如浪泊、禁溪、无功、居风、下隽、壶头之路，凡图记可见，往往援所行也。今其计谋所长，不可得而知。所可知者，其出入往来死生之地，髣髴具在。师行所从，不可不察也。臣又以今言之，居后踵前，固不必皆出前人之旧，而其大概，濒湖以南，要害之地，朝廷因以分屯迭进。至于明、越、馀杭、海上诸郡，负海无障塞，中国所素不虞者，臣愿亦粗修守禦、备游寇。凡此，非特以待交趾而已。臣又以今料之，使贼能为狂计，固不出于三：若外有合交，据关守隘，以老我师。我顿兵绝徼之下，旷日持久，欲战不可，引去则贼又复至，回军转阵，返而赴之，贼又入保如初。如是数年，则边人未有息肩之期，此计上也。若开关辟户，误我以利，诳我以弱，设计诱我，且战且却。我易而不戒，乃亟入之，以堕贼计中。贼度我归，远以奇兵断后，我进无所得，欲退不能。此计中也。若弃关不守，鼓行出隘，唐突侵轶，疾战自快，轻勇悍亟，分散四击，大则劫城，小则掠屯，其入吾之地恐不深，其争吾之利恐不及。我主彼客，彼轻我重，我众彼寡，虽彊可虏。此计下也。贼出上计利在贼，出中计利害半，出下计鱼烂亡矣。臣又以今料之，贼必不能出上计。何则？海外远国，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。虽近有群獠，又非固为交趾役也，况敢侮王国乎？意者，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，有不自安之心。今臣姑置远者而不论，论群獠之近者，则亦不可无所以待之。今见朝廷举大兵欲灭交趾，彼其中能无介然疑似之心哉？臣独计以谓诚能择使者如郦食其、司马相如、陆贾、班超等辈，乘驲持节，以宽大镇之，告以朝廷诛叛逆，贼即伏，行罢兵矣。能从中国讨贼，及反间致头首者，计所得以赏：以身从者赏以身，以家从者禄以家，以乡从者封以乡，以县从者侯以县。纵不能悉从，可以少定其志，则是不战而贼之形已窘矣。臣又料之，贼无他助，其上计不能悉用。或者犹参上计而杂中计。参上计，据关守隘，以老我师，我虽众，无所用之。请以大军当其冲，虚张形势以疑贼，而阴择精兵为三四，间道绝径，或薄其左，或突其右，设奇取之，兵法所谓攻其所不守也。昔蜀姜维拒剑阁，邓艾乃潜自阴平，行无人之地七百里，凿山通道，崎岖险绝，以毡自裹转而下，士卒皆缘崖攀木，鱼贯而进，卒降刘禅。此设奇者也。杂中计，开关辟户，以诱致我，我虽众，亦无必入。请留大军屯其后，而以骁锐佯从之，轻足利兵以为前行，分屯析队伏于两旁，勿薄勿迫，远而挑之，偶胜无追，不胜疾归，弃金遗鼓，拔众以驰，贼贪吾获，可邀于阨，卒前遇伏，其众必覆。兵法所谓引而去之，令敌半出而击之，利者也。昔北戎侵郑，公子突曰：「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，君为三覆以待之。戎胜不相推、败不相救，先者见获必务进，进而遇覆必速奔」。从之，遂破戎师。此设伏者也。贼出上中而不利，将悉众偕出，以徼幸于其下计，是固中国之利也，请剋日而取之。昔魏祖伐关中，贼每一部至，魏祖辄喜。破贼，诸将问其故，魏祖曰：「关中道远，贼若依险阻，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。今皆来集，众虽多，军无适主，一举可灭」。诸将皆服，语曰「连鸡不俱栖，可离而解」，贼众之谓也。此三说者，譬之丸不能出于盘，其大概如此。然兵无常数，故随所动而应之。前必有减灶之说，而后继之者得以起添灶之智，顾为陛下将者何如耳。贼出下计而又不利，将大走远遁，亡海绝道，以保窟穴，臣请按甲勿从。或曰：「按甲勿从，何以立威于天下？曩士卒所以犯晨夜、冒白刃者，惧不胜；使幸胜，奈何几举而弃之？且贼窘穷无所知，此如两鼠斗穴中，将勇者胜」。臣则以谓不然。两鼠斗穴中，将内鼠胜。且欲搏贼大海之间，其势必与之相从于舟楫。夫使吾三晋齐鲁之人，失夷旷而为楼船斗舰，浮之狂澜之中，平居无事，目乱心悸，而况乘以仓猝？微风摇樯，一夫荡橹，我众骇矣，又何暇与之校彊弱胜负哉？盖前世语水战，以谓越人能入水负舟，而杜牧所传郑年者，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。今海上贾人，亦往往遇水寇凿舟沉焉。此其非中国所用以取胜故也。故臣请按甲勿从，而更设策修备以待之。且陛下富有天下，地渐日月之窟，府笼山海之藏，非以交趾羸𨻻、安定、苟漏、靡零、曲阳、比带、稽徐、西于、龙编、朱䳒、封溪、望海卑陬不毛、方尺围寸之地为足有也；又非以交趾生犀、驯象、古贝、文螺、琥珀、翡翠、鼊皮、鲛革、蕉纻、桂蠹、诙奇不法、殚琐极细之物为足宝也。不得已而问其罪，足以威慑小寇，使之悔过效顺，归命中国而已。贼既定，臣请循古，更选仁厚勇略、堪任将帅者，以为五管诸州刺史、太守，以岁月镇抚其民；而因其家之可任者，置土兵如保甲，以时教习。土兵之外，乃募游军，而就择将吏其地。平居无事，谨养而善别之，以周知其心。有故王臣失势，欲复见其功者，聚为一卒；有死事之人，昆弟欲为之报仇者，聚为一卒；有贫穷忿怒、将快其志者，聚为一卒；有故赘婿人虏，欲昭迹扬名者，聚为一卒；有故胥靡负犯之人，欲逃其耻者，聚为一卒。加赐而时慰焉，使之居其地，服其俗，安其水土，便其械用，因其粮食，得以无烦执事而坐制其弊，乃可以得志。此百世之计也。臣身非安南将吏民庶，又不亲与交趾接也，安能周知其虚实短长、利害所在？曰：今日出某道，取某屯，明日出某道，取某聚。某道可以为正，某道可以为奇，某道可以为伏，意者其大概理势之所在，故臣得以臆计胸度而妄议焉。若夫知己知彼，每举不殆，与敌变化，循环无穷，提军挈众，动于九天之上，此则大将军之任，非臣所得而前知也。臣愚疏外不知事体，昧死陈愚计。臣谨上（《鸡肋集》卷二五。又见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七四，《苏门六君子文粹》卷六六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一，《四续古文奇赏》卷六，《奇赏斋古文汇编》卷一六五。）。

蒋：济本作「苇」。

尧历诞颁，式重授民之制；夏时谨始，咸均正朔之加。拜赐为荣，抚躬知愧（中谢。）恭惟皇帝陛下妙参元化，道育群生。闰月定四时，靡差缠度；三农生九谷，庶保丰穰。爰锡成书，以开嗣岁。臣敢不恪共乃职，广布上恩？夷隩析因，勿夺人为之序；作讹成易，罔知帝力之深。

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，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。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网利，邪说谬见入溺人心，合城愚民悉为所诱，亲死肉未寒，即举而付之烈焰，杈棒碎拆，以燔以炙。馀骸不化，则又举而投之深渊。哀哉，斯人何辜，而遭此身后之大戮耶？某久切痛心，每念革绝，人微位下，趑趄未发。乃五月六日之夜，风雷骤至，独尽撤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，其挟势罔俗自诡，视延圣寿之佛殿，则固岿然无恙也。意者此亭秽气彰闻，冤魂共诉，皇天震怒，为绝此根。越明日，据寺僧发觉陈乞，为之备申大使府，盖亦幸此亭之坏耳。案吏何人，敢受寺僧之嘱，欲为影傍，抄注张本，节节不住行下本司，勒令监造，急于星火。某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。人之焚其亲，不孝之大者也，此亭其可再也哉！敢以焚人不可之事百拜为大使府告。某谨案古者小歛、大歛以至殡葬皆擗踊，谓迁其亲之尸而恸之也，况可得而火之耶？举其尸而舁之火，天下惨虐之极，无复人道，虽蚩尤作五虐之法，商纣作炮烙之刑，皆戮之于生前，何至戮之于身后也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，既葬，焚烟彻于上，或者天实灾之，未可知。然谓之殃，则凶可知也。司马子期欲焚麋之师，子西戒不可。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。伍员以父之雠尝掘荆王之墓而鞭其尸，员之倒行逆施极矣，然虽鞭之，犹未至焚之也。卫人掘褚师定子焚之平庄之上，殆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怪事。田单守即墨之孤邑，当燕将下齐七十城之后，积五年思万死一生之计，以激其民之奋死，则袭用其毒，误燕人掘齐墓，烧死人。齐人望之涕泣，怒十倍，而齐灭燕矣。然则焚其人之尸，为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，故田单思之五年，出此诡计以误敌也。人子以此奉其亲，何耶？尉佗在汉，闻汉掘烧其先人冢，故叛。陆贾明其不然乃服，与之要约，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。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，非忍为之也。酷吏尹齐为淮阳都尉，所诛甚多，及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尸亡去归葬，说者谓其尸飞去。夫欲烧其尸，仇之极也；欲烧之而尸亡，是死而有灵，犹知烧之可畏也。广川王刘去淫虐不天，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、王地馀及从婢三人。后昭信病，梦昭平等，乃掘出尸，皆烧为灰，无道之极。去与昭信旋亦诛死。王莽作焚如之刑，焚陈良等，莽亦旋诛灭。董卓毒乱天下，既诛，炷其腹为炬，不待尽烧，人已丑之矣。东海王越乱晋，胡羯石勒剖越棺焚其尸，曰：「乱天下者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地」。夫越之恶固宜至此，亦夷狄之酷而忍为此也，其馀谁忍为之！王敦叛逆，有司出其尸于瘗，焚其衣冠，斩之。所焚犹衣冠耳。惟苏峻以反诛，焚其骨；杨玄感反隋，亦掘其父杨素冢而焚其骸骨。惨虐之门既开，因以施之极恶之人，然非治世法也。隋为仁寿宫，役夫死道，杨素焚之，上闻之不悦。夫淫刑如隋，宜且不忍焚人，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。蒋玄晖渎乱宫闱，朱全忠既杀而焚之，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。然杀之者常刑，焚之者非法。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，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？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，复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。则宋诛太子劭、逆党王鹦鹉、严道育，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，惨益甚矣。而或乃以焚人为佛法。然闻佛之说，戒火、自焚也。今之焚者戒火耶？烈焰以为火耶。自焚耶？子孙焚之耶。佛者夷狄之法，今吾所处中国耶，夷狄耶，滔滔流俗，谁与易之？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。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，以网人之利，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，天幸废之，何可兴之！欲望钧慈矜生民之无知，念死者之何辜，备榜通济寺，风雷已坏之焚人亭，今后不许再行起置。其于存念死生、转移风俗，实非小补。